曹汝霖和徐世昌相处多年，知道此人重利轻义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什么事都会干。于是说：“菊人兄是做过大总统的人。有极大影响，如能出山，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，日本自然会救咱们北洋。”

徐世昌没有接话，只轻轻地背过身去。

凭心而论，徐世昌并没有彻底死了做官的心，他梦寐着东山再起，只是尚未逢到强有力的靠山。现在，曹汝霖给他提供机会了，只要他乐意，他还会有“前呼后拥”的岁月。不过，徐世昌毕竟是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，他懂得做人的礼义廉耻：

“中国人大混战，那是为权为利，兄弟棋墙，谁兴谁衰，只需看执政之后为民为国做了些什么？成功的王侯也好，失败的流寇也好，还都是中国人，闹的是家务事。而为日本人办事，替侵略者压迫自己的民族兄弟，那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呀！”

他对曹汝霖说道：“润田呀，我老了，力已衰、精也疲，丢东忘西，连大小便都常常失禁，怎么能再去料理一方政事呢？还是请你另选高明吧！”

“菊人兄……”曹汝霖还想以利害关系劝导。可徐世昌早已举手，阻止他再说下去。“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就请回吧。”

徐世昌在他的私宅里第一次下了“逐客令！”

曹汝霖没精打彩地走了。

徐世昌犹觉不放心，还特地对门房交待：“以后声润田再来，就说我不在家。不必再回话了！”

这，是一个北洋军人的骨气！

兄弟打架不要紧，但绝对不做外国人身边的一条狗！

第四百四十三章 大劫案！

随着北伐军在河北大战架势摆开，北洋内部乱成一团！

而在山东督军田中玉首鼠两端，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次劫案让其陷入到了极为被动的地步，迫使他的想法产生了极大转变。

那就是轰动全国的“临城劫车案”！

这一案件的主使人是孙美瑶。

孙家原来不是土匪，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。当时全国各地，灾祸频仍，民不聊生，到处闹匪，山东尤甚。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，叫做“兔子不吃窝边草！”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，他们概不打劫。话虽如此，到了“生意”清淡，缺穿少吃的时候，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，但态度比较客气，并不动武，名曰“借粮”。

孙家既是有名富户，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，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。可是在官府方面，却认为借粮与匪，那是一项大罪，必须严办。他们虽无力剿匪，却有力剿民。抓住了富户，岂有轻饶。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，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，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，直待腰包都塞满了，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，“奏凯而归”。

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，宁被土匪劫掠，也不愿被官兵搜查。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，未免忍耐不住，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，认为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，上山造反。在他来说，这原是气忿之言，并不真想动手，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，便立刻放起火来，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，于是孙氏一家，只得硬着头皮，上了抱犊崮。

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，不过四五百人，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，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，公推孙美珠为首领；出外行劫时，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，由原来的头子率领，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、周天伦、褚思振等，每股少则二三百人，多则五六百人，全部合起来，对外号称4000余众，其实3000还不足，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。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，却不能令出必行；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，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，使大家拱手听命。

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，长得又矮又瘦，其貌不扬，衣衫也很破旧，十足像个耕田佬。有人说他设过私塾，坐过馆，是个老夫子，因此他思虑周密，计谋百出。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，入过帮会，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，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。抱犊崮上，从孙美珠、孙美瑶兄弟起，直到最下面的小喽罗，对他都唯命是从，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。

1919年7月，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，被山东的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，立即枪决，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，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，号令示众。

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，厉兵秣马，蓄心要报亲兄之仇，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，因而没有马上发动。